其实所谓学问的「功力」，除了要有资料性的死功夫之外，尚须有精密之思考力。牟先生对问题之分析思辨力与学问系统之建构力，得力于少年时之逻辑训练与西方哲学性思考之训练甚大，譬如他曾经以半年之生活费购买一部《数学原理》，而且从头演算到尾，即是一例。所以牟先生的学问不为则已，凡他所触及的，必是尽其源委，有始有卒，而其表达亦必眉目朗然，条理分明，使人有一种「定则定矣，不可推移」之感。牟先生常说：「我之所论纵使不敢说全对，但如有错，亦是清楚的错，而可以供诸客观的讨论的。」学问要做到有「客观」之自觉。非有平静清澈的头脑不可。所以牟先生平时常教年轻人要学逻辑，要训练思辨能力。认为一个人纵使学知过人雅有性情，但是如果思辨力不足，在学问之追求上往往不能洞见宗纲，知所统绪。甚者假藉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」之说，不免随意漫衍，了无规范。而遇上时代大问题，更鲜不为情绪所迷乱而妄作。通观近百年来，中国所遇到的大事，如文化上有全盘西化的矫肆、宗教上有耶教的掺和、政治上有共产唯物的披靡，而知识分子对此所以徬徨失据，大体都可以归结到失去思辨能力的缘故。思辨是一种「定力」，思不能定，心神必起摇惑。古人说德可以润身，牟先生更提醒吾人应知「智可以润知」，古人说「兴于诗、立于礼」，随时兴感，固是佳事，但要出现客观的学问，便须更有一种「立于礼」的心灵，即是理性自我之客观化。中国古人非无学问，亦非不能思辨，但是其学问之成就及其思辨方法还未能达到自觉而客观建立的阶段。所以每当天地闭贤人隐，文化学术之光，亦随即折散沉晦，这种缺憾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之危机。现代中国读书人在西方学术之冲激下，应自我警愓而注意思辨之精确化，并能表之于语言文字，以明确建立学术之轨范，牟先生称之为「正解、正见」。有正解正见，而后可以有正行，现代的中国人才可以一面重新疏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，以承续先哲智慧，一面面对西方文化，解决时代问题。 固然，若徒有文献的堆积，呻吟呫哔，不足以成学；而进一步有了精密的思辨，系统的构作，亦犹是外在的形式的学问。牟先生之最足以动人处，尚别有所在，此一层颇难说，这或许即是牟先生所谓「生命的学问」了。尤其中国儒释道三家之学，皆重「生命」，而属于「实践的」学问。所以一个想为中国做主的知识分子更须在自己的生命中愤悱出一种「存在的感受」以开发文化心灵，然后乃可以亲切把握先哲德量之怛恻精诚恢阔活泼；而不把此学当作已陈「国故」来糟蹋。要感受到这一层义理之实存，且又能拳拳向慕，则不只是功利计较之聪明所可办，其生命中亦须有相当之「智慧」才行。智慧本自人人都有，而近世中国人则急于自我作*，乃至文化智慧一再梏亡，心灵平板浮浅化，而尚自以为得计，要中国文化有前途也难。所以为今之计，首先须把青年人从科学理智一层论中唤醒，而使其心中常「揭然有所存，恻然有所感」，才可以上通历史文化之大本而契入中国学问之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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